2024年4月8日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（IBBY）宣布了今年的IBBY-iRead爱阅人物奖获奖人，两位获奖人分别为来自巴基斯坦的巴萨拉特·卡齐姆（Basarat Kazim）和来自哥伦比亚的艾琳·瓦斯科（Irene Vasco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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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过去三十年里，艾琳·瓦斯科走遍了哥伦比亚的每个角落。她去了大大小小的城市，她爬高山，在河里航行，与前游击队员会面。她有时会在漂亮的酒店里醒来，但也常到丛林里过夜。她甚至多次到访“警戒地区”，也就是那些国家政府尚未能控制的地方。她多年来不知疲倦和无所畏惧地四处奔波，都是为了一项事业，那就是把书和阅读带给孩子们。

艾琳来自一个背景多元的家庭，她的成长有着不同文化的熏陶和书籍的陪伴。结婚后，她照顾三个孩子，做了很多年的全职妈妈，直到母亲介绍她到一家新开的儿童书店工作。书店的名字叫“稻草人书店”，在那里工作几年后，艾琳买下书店，成为了老板。她说在书店工作的十年里，就像读了一个硕士学位，她学到了很多关于童书和阅读的知识。

稻草人书店是拉丁美洲第一家仅为儿童开设的书店，里面精选的书籍质量很高，还提供多种多样的阅读相关活动和服务。来自整个拉丁美洲的家长、孩子、图书馆员、作家和艺术家都是书店的客人。安东尼·布朗也曾到访那里。

可惜由于哥伦比亚深陷经济危机，艾琳不得不于1998年关闭了书店。在那之后，作为著名作家、儿童文学专家、儿童阅读推广人，艾琳受邀参与了许多阅读推广项目，深入走访哥伦比亚的不同地区，与当地人建立了亲密且深厚的连接。

“他们知道我总有办法打开书，吸引人们的注意，然后展开对话。哪怕说不同的语言，我也可以跟他们交流。我不仅仅是做一场关于阅读的讲座这么简单，我可以传递很多情感层面的东西。”艾琳说。

一旦你开始跟艾琳交谈，便能明白她说的“情感层面”是什么意思了。我在Zoom上对艾琳进行了访谈，她说英语的时候速度慢慢的，但表达很清晰。她的话语充满关心与爱意。她的脸上总是挂着有感染力的笑容。采访之后，我依然能感觉到她给予我的温暖和力量。

在这次采访中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，是艾琳对人与人之间深层心灵连接的寻求。我想这也是她在困境之地一次次打开阅读之门的“法宝”。

▲艾琳·瓦斯科（Irene Vasco）

爱阅公益：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童年吗？

艾琳：上世纪50年代，我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长大。我的父母刚从巴黎回来，他们是在那里读书的时候认识的。我们家是画家、作家、音乐家和政治家聚会的场所。我也浸润在丰富的文化环境之中，书籍和故事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我妈妈西尔维娅·莫斯科维茨（Sylvia Moscovitz）是巴西裔的艺术家，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，她一直在为新成立的哥伦比亚国家电视台制作儿童节目。我妈妈常让我写一些小故事和歌词，以及改编传统故事给她使用。我还会在国家广播电台给人物配音，我和妈妈一起创作的故事真的“活”了。

爱阅公益：你从小就很会写作？

艾琳：写作可能是我唯一能做得好的事情。我在学校过得并不开心，因为课上什么都听不懂，成绩也很差。我觉得那所学校并不适合我，我也可能有特殊的需求，但没人知道。不过我是很好的读者，写作成绩也很出色。我因此很自豪，我妈妈对我的帮助，则是让我帮她做真实世界里的工作。

爱阅公益：你几岁出版了第一本书？

艾琳：35岁。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家庭主妇，照顾三个孩子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不是很容易出去工作。

爱阅公益：我了解到，你的家族来自拉丁美洲的不同国家，你也曾在其他国家生活过。是这样吗？

艾琳：我妈妈出生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。我的外公外婆是犹太移民，1917年去了美国。我的父亲是哥伦比亚人，来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天主教家庭。不同文化的融合极大丰富了我的生活。我可以听懂葡萄牙语，读的是法国学校，也喜欢上英语课。

我的父母带我去过欧洲、美国，当然还有巴西，这样我就可以见到那边的家人。结婚之后，我跟先生和三个孩子曾在委内瑞拉和美国定居。有十年的时间不在哥伦比亚。

爱阅公益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儿童文学和阅读推广感兴趣的？

艾琳：1984年，我从美国回到哥伦比亚。那年我32岁。我和先生希望孩子们能离家人近一些，成长过程中有祖父母以及堂/表兄弟姐妹的陪伴。

我父母还在参与艺术项目，尤其是我妈妈。她在制作一档新的儿童节目，又问我要不要参与剧本的写作。我认识了巴西插画师吉安·卡尔文（Gian Calvi）和他的太太露西拉·马丁内斯（Lucila Martínez）。露西拉是阅读推广顾问，是她把我领进了这个美好的领域。

另外一个对我来说重要的变化，是加入了“稻草人”儿童书店（Librería Espantapájaros）。开书店的老板是我妈妈的朋友，我妈妈把我介绍给了她们。我在书店工作了几年，然后自己买下了书店，成为了书店老板。我还和另外一个朋友用同一个名字开了一家幼儿园。Espantapájaros是稻草人的意思，书店的名字来源于《绿野仙踪》里面的人物“稻草人”。

在书店工作就像是读了一个硕士学位，我学到太多东西了。我要读所有的书，这样才知道要推荐什么给客人。除了家长和孩子，很多老师、图书馆员、作家、插画家等等，都会来我们这里找书。我们还开设了很多给家长、老师和孩子的工作坊。

▲1998年，艾琳在稻草人书店

爱阅公益：我了解到稻草人书店在拉丁美洲知名度是很高的。

艾琳：稻草人书店应该是拉丁美洲第一家专门为儿童开设的书店。很多拉美有名的作家和阅读推广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，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。我记得来自墨西哥的丹尼尔·戈尔丁（Daniel Goldin）就带安东尼·布朗（Anthony Browne）来过我们的书店。

我们的书也都是精心挑选的。我和其他伙伴都是很好读者，也很认真地帮助客人选择他们需要的书。我们会撰写推荐书单，以及为不同受众做相关分享。总之，活动很丰富。

爱阅公益：书店现在还开着吗？

艾琳：没开了。1998年，哥伦比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，我失去了一切。我破产了，只能关掉书店。“稻草人”这个名字幼儿园还在使用，但跟之前不是一家公司，我也没有参与了。

由于不再需要经营书店，我开始去全国各地。

爱阅公益：是旅游吗？还是受到项目的邀请？

艾琳：慢慢的，很多机构知道了我所做的工作。他们开始打电话给我，请我去哥伦比亚的各个地方。遗憾的是，哥伦比亚是一个不太安全的国家，常有战争发生。所以很多地方我都无法独自前往，必须跟着某一个项目。我参与了很多项目，民间的和政府的都有。

比如说，文化部和教育部有项目去远离城市的地方送书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我。他们知道我总有办法打开书，吸引人们的注意，然后展开对话。哪怕说不同的语言，我也可以跟他们交流。我不仅仅是做一场关于阅读的讲座这么简单，我可以传递很多情感层面的东西。”

人与人的连接

爱阅公益：你觉得哥伦比亚的教育和儿童阅读有哪些问题，是需要去回应和解决的？

艾琳：在哥伦比亚，教育上的割裂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。五百多年前，在西班牙人还没有征服这片土地时，原住民们用多种语言沟通，他们使用图形代码，但不认识欧洲字母。

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让征服者们得以用写“地契”的方式，偷盗原住民的土地。他们把文件发给国王，将自己变为新发现土地的所有者和统治者。为了传福音，原住民被迫学习西班牙语，原本的语言、文化和神圣的信仰被无视，取而代之的是靠武力引入的文化。

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后的几年，他们将非洲人作为奴隶带来美洲。原住民和非洲奴隶都被禁止去学校，以及学习阅读和写作。

哥伦比亚独立后的两百年里，改变发生得十分缓慢。书本才开始抵达偏远乡镇，也才开始有项目在这些地方支持他们的学习。

爱阅公益：跟项目去不同地方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

艾琳：我很想和当地人交流，了解他们的故事，理解他们生活的方式。虽然我们很不一样，但我们都是哥伦比亚人。我希望能全面地了解我的国家。我会跟老师和图书馆员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在做工作坊的时候，我们的对话是集体式的。所以晚上我还会去他们家，一对一地去认识他们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可以以更为亲切的方式跟他们沟通。如果附近没有酒店，我还会在他们家过夜。

跟儿童和成人分享图书时，最重要的是把我的心灵放入书中，也邀请他们把心灵放入书中。

跟儿童做阅读活动时，我会先把书都摆出来，像是一个邀请，然后观察会发生什么。对有的孩子来说，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书。他们不知道怎么打开书，不知所措。他们把书反着拿，也无法理解图片。所以我要示范给他们看该怎么做。我打开书，我跟他们一起玩，我唱歌，我发出搞笑的动物的声音，我“变成”一只母鸡。有点傻里傻气的，但是这是跟孩子产生连接的方法。

我很会带孩子，他们也很喜欢我的工作坊。但整体来说，我更喜欢服务老师和图书馆员，因为我知道我教给他们的，是未来工作中所需的工具。这些年来，我看到了学校的变化，图书馆的变化，还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“你在工作坊跟我们做的练习很棒，效果很好，”又或者“你给我们看的书现在变成一个大项目了”。这里一位老师，那里一位图书馆员，一点一点的，改变发生了。

爱阅公益：听说你去过很多“警戒地区”。

艾琳：一些哥伦比亚地区常年暴力冲突频发。有些时候，政府会尝试通过不同的方式推动和平。1999年，在一次失败的和平进程中，我去到了一个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-人民军（FARC-EP）的共产游击队统治的区域。

所谓的“警戒地区”，就是那些还没有国家政府统治的区域。我经常走访这些地方，去寻找那些希望提升当地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老师和图书馆员。我带着一箱子书和做手工的材料，我知道那里有认真聆听的“耳朵”。我大声朗读任何我猜测能唤醒对话的材料。

文学象征性的语言、文学的结构秩序、不存在的叙述者、主角人物，它们让每个人的话语都被尊重、被听见，有时候是带着钦佩。这个过程创建出一种社会的凝聚力，而在此之前，只有敌人存在。这个过程打开一扇扇大门，修复战争无法治愈的创伤。

▲艾琳为武装人员分享图书

爱阅公益：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害怕吗？

艾琳：要说害怕，那是因为我知道丛林里有蜘蛛和蛇这类动物。但绝不是因为人。有一个想法永远在我心里：我们都是哥伦比亚人。我就是一个背着一书包童书的女人，他们伤害不了我。我那装满童书的背包，就是我的护身符。

爱阅公益：我读到说，你2017年参与了一个文化部和哥伦比亚国家图书馆设立的项目，项目是为了鼓励自愿放下武器的。

艾琳：2017年，在第二次和平进程的框架内，我参加了和FARC-EP游击队的会议。这次的场景更接近日常生活，在政府的监护下，前武装人员被关在他们自己建造的营地里。当然啦，我不是来旅游的，来看看新奇世界里的新公民。我跟着文化部和哥伦比亚国家图书馆设立的项目，来支持大家放下武器。

第一站是去FARC-EP的营地，在考卡省（Cauca）的卡尔多诺（Caldono）一个临时的村庄里。那里在群山之中，非常偏远，要通过五层安全检查环，只有联合国授权的代表才能进入。我跟负责营地的图书管理员一起来到那里。

我们先清理出来了一个飞机库，飞机库外墙巨大的帆布上写着叛乱运动的口号。我们在里面搭件了一个类似阅读室的房间，放上儿童的音乐，等待着。慢慢的，大概有60个人来了，有大人，有各个年龄段的小孩，也有婴儿。

这些家长可不是一般的家长，他们是坚定的游击战士。我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，或者该怎么做。一开始，我看到的是他们脸上刻的标记，他们曾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中生活。好在我很固执，我是那种在海底深处依然要寻找读者的人。我开始讲故事。

大一点的孩子在听。后来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在附近的学校上学。他们的父母却似乎沉浸在另一个世界，像是失去了倾听和与他人产生连接的习惯。不停缩短句子、跳过书页之后，我勉强讲完了一本图画书。看到注意力无法继续集中，我提议大家一起做跟书有关的手工。我展示了如何用面粉、盐、苯胺和水做橡皮泥，然后请几个小组制作一个丛林，就像大卫·麦基美丽的作品“花格子大象”里的那样。

在两个小时里，包括那些刚使用过致命武器的家长，投入到他们的项目里，在愉快和共融的气氛里，创造了花朵和精灵。每个人都自豪地展示他们的作品，还要求拍照。看到年轻的前游击队员和孩子们在地上玩耍，真的很令人兴奋。在那之后，任何关于他们的标签都在我心里抹去了。我终于可以把他们看作哥伦比亚人了。仅此而已。

爱阅公益：你还为哥伦比亚的原住民做了很多。可以聊一聊这方面的工作吗？

艾琳：哥伦比亚是一个拥有丰富语言的国家。70种语言被保留下来：西班牙语，65种原住民语言，2种克里奥尔语，一种罗姆人的语言，一种手语。原住民社区没有自己语言的书籍，只有一些西班牙语的书，内容跟他们本地的文化毫不相关。

尽管原住民社区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，但他们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机会却非常少。哥伦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，大多数人口在学校和日常生活都是使用西班牙语。政府和其他机构有时候会翻译出版关于宇宙起源、祖先的智慧和原住民教育的书，但这些有限的出版物很快就消失了。

在地广人稀的地区，表面上看不需要书面文字，但其实不然。文字是唯一参与社会、保卫土地和财产，甚至生命的方式。原住民必须要能阅读、审查、注释、干预和完全理解那些转让财产和权利的合同，才不至于像不受重视的孩子那般依赖他人的命令。个人和集体的决定需要阅读和写作。

当然啦，原住民语言也应该被保存下来，并代代相传。长者们了解传统，会说原住民语言，但很少能写。一种语言如果不被书写，不通过文字承载记忆，则很有可能消失，以及被强势文化侵蚀。集体记忆的消失导致历史和文化的消失。社区成员也是这些损失的受害者。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失去了社区生活的保护，难以融入其他群体，成为国家最脆弱的少数群体。

因为这些原因，一些原住民社区的领袖意识到了阅读和写作的重要性，请求也参与一些相关项目。他们认为，每一个哥伦比亚公民都有权利在充分了解信息的情况下投票，学习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有能力签署文件，接受或拒绝合同里的条款，获得医疗保障，成熟地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，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好处。

为改变这种情况，不同的政府和民间机构做出了一定的努力，如配书、配家具，以及最重要工作：培训。很多年，我都作为阅读推广人参与了这些项目。

▲艾琳在原住民社区推广阅读

爱阅公益：你是怎么工作的呢？特别是如果无法听懂原住民语言的话。

艾琳：我来到一个原住民社区时，有时候会有一个翻译，他们几乎都是当地的教育工作者。我很感谢他们的帮助，但我更专注于自己创建私密的交流环境，哪怕我们不说同一种语言。

我把书放在每个人的手中，我大声朗读那些跟当地环境有关联的画面精美的图画书。我唱歌、开玩笑、提出孩子们才能理解并回答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在学校学了西班牙语。听众的背景多元，他们的语言又跟我的很不一样，注意力很快就分散了，他们不习惯长时间听一个陌生人说话。所以我一感觉到注意力分散，就必须快速地从一个活动换到下一个活动。之后我会请大家做跟阅读有关的手工活动。

如果我的目标是拉近参与者和阅读的距离，融入这些手工活动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。但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画画而画画，而是让之前的阅读变得个人化，使人感到亲切。手工活动应该与阅读相关。有些人虽然从未拿起过一支铅笔或一张纸，但他们从小就在用颜色、针脚和绘画表达深层的意义。我帮他们进入字母代码的世界。

除此之外，手工创造也是一种知识性的交流。对原住民来说，回馈赠与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为他们读故事，他们给我他们的创作。每个人奉献自己的所长，建立平等的对话。

一些热身练习之后，我告诉大家是时候更进一步了。我拿出彩纸、铅笔和毛线，放在桌子上，用于制作手工书。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节奏做就好。年长的人速度会慢一些。当我看到那些不会说西班牙的当地领袖也在阅读或写作时，我既惊讶又开心。我猜想这是让整个社区都参与进来的授权和邀请。

整个过程需要几小时。一开始对空白纸张的恐惧是比较难克服的。结果是美妙的，每个人都发现了一些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做的事。一开始参与者们有距离感，然后他们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，自豪地展示作品，请我一定要再回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找我要书看。我会把带来的书都留给他们。

爱阅公益：我听说你在工作坊里会经常使用手动印刷机（La Imprenta Manual）。

艾琳：是的。这是非常有效的促进读写的工具，特别是在原住民社区。对孩子们来说，是非常好的初步理解如何组织语言和文本的练习。效果十分显著。

在教学中利用手动印刷机是法国教育学家瑟勒斯坦·佛勒內（Celestin Freinet）提出的想法。上世纪80年代，哥伦比亚作曲家雅罗·奥赫达（Jairo Ojeda）听说了这种工具，希望将佛勒內的项目介绍到我们国家。市面上的印刷机都很大，使用铅字体，他希望找到一种更适合学校和图书馆的方式。从那时起，雅罗·奥赫达便一直致力于制造便携式的印刷机。

我在工作坊中使用这个不寻常的“玩具”已经25年了。手动印刷机是阅读和写作推广的工具，它从书本开始，又回到书本。它连接起两个作者。我是怎么操作的呢？我先给孩子们读一本我的书，然后再邀请他们写和画自己的故事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结对分享自己的作品。我会设计一些练习来发散思维和扩展词汇。一点一点的，我们在共同的游戏中，新的角色和情节出现了。

跟古腾堡的时代一样，字母放置在印刷机里，刷上墨水，然后不断复制就可以了。每个小组轮流操作，手制书制作好后，再一起大声朗读。利用印刷机，我们邀请孩子们自己进行创造。我们也有原住民语言的特殊字符。我们会走访原住民的城镇，帮助他们书写自己的故事。集体记忆被传递和保留下来。

爱阅公益：有哪些项目你是一直长期参与的吗？

艾琳：那就是“喜悦社区图书馆”（La Alegría Community Library）了。这是我感情最深的项目。

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经常去一个加勒比海边的别墅度假。那个城市叫弗朗斯（El Francé），居民都是非洲裔的渔民，他们完全依靠大自然为生。那里没有卫生站，也没有学校。有点像是一个小天堂，每个人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。

由于那里非常漂亮，后来变成了毒品走私犯最喜欢的地方。他们从大城市来到这里，在沙滩上建了丑陋的豪宅。那里的年轻人成了他们某种意义上的“奴隶”，不得不服从暴力的命令，女孩被迫卖淫。天堂变成了地狱。食物也变得稀缺。

最终，犯罪分子被逮捕了，但是整个社区的生活依旧不断恶化。当我更频繁地走访弗朗斯时，我发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是文盲。孩子们不去学校，也没有机会改善生活。

这个时期，我已经关掉了书店，留下了大量高质量的图画书。我去弗朗斯时，就会带上一些书，跟孩子们读。我有一个邻居，叫卡门·安东尼娅·欧祖娜（Carmen Antonia Ozuna），她是这附近唯一识字的人。

我开始给她寄书。不到一年，卡门·安东尼娅家里，就有200本书了。她召集孩子，为他们读书，让他们把书借回家看。这是1999年开始的，25年前。

2008年，一些在这里买了度假屋的屋主，一起买了一块地，建了一个房子。现在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图书馆了，里面经常组织活动和工作坊。是这里的游客和原住民一起建成了这个图书馆。

25年来，卡门·安东尼娅无私地为这个社区做了很多，将这里变成了和平之地，没有吸毒的人，没有暴力，孩子们在书的陪伴中长大，他们当中甚至有人读了大学。

喜悦图书馆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由于卡门无法全职在图书馆工作，她需要服务游客以此为生，所以钥匙必须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。图书馆里有平板电脑、电脑、电视、书等很多东西，但从来没有人偷盗。在弗朗斯，我真正明白了社区的含义。

▲喜悦图书馆

爱阅公益：除了寄书给卡门，你还做了哪些帮助图书馆发展的事情吗？

艾琳：我跟你讲讲这个美丽的故事吧。卡门告诉我她会认字后，我便先在波哥大精选了100本非常好的书，然后给这些书分了龄。分龄的方式是在书脊上贴不同颜色的贴纸。我还在每本书里放了借阅卡。

我把书带到了弗朗斯，跟卡门说，“叫孩子们来吧”。我跟孩子们一起读书，然后把书交给了他们。我这么做的时候，卡门开始担心地大叫道“别别别，他们会弄烂书的！”我告诉她，没事的，让他们读，这些书就是给他们的。

当我问“谁想把书带回家”的时候，卡门差点晕了过去。但我告诉她，“这些书会回来的，完好无损。”书真的回来了。卡门学会了信任孩子，还有书不是为了放在书架上的。

爱阅公益：除了是儿童阅读推广人，你还是很有成就的作家。这两项工作互相之间有什么影响吗？

艾琳：在哥伦比亚各地，我聆听了老师、图书馆员、母亲、农民、原住民领袖等各种人的故事和回忆。在那些漫长的旅途中，我从八卦和闲聊中得到滋养。我经常说，我从他人那里“复制”自己，这是因为我的经历和见闻滋养了我，让我得以创造自己的讲述。

《炭笔信》和《年轻教师和大蛇》就是这么诞生的。这两本书由巴塞罗那的青年人出版社出版，里面记录了哥伦比亚全国各地的女性是如何学习阅读的。在工作坊里，在炉灶边，在跨城巴士上，在船中，她们唤起了珍贵的记忆。这是送给我的意想不到的礼物。

▲《炭笔信》和《年轻教师和大蛇》英文版封面

听着她们的讲述，我只能将她们的故事放置在哥伦比亚的历史当中。“这是一个变革之中的国家，”我的脑海里回响着这样的想法，“必须传递出螺丝转动的时刻。我刚开始四处走访的时候，乡村地区只有很少的人可以阅读。现在，我看到了一个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。”

爱阅公益：你从你的工作中，看到了哪些影响？

艾琳：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：“在哥伦比亚，人们读书读得越来越少了。”其实事实恰恰相反。我刚开始四处走访的时候，根本看不到书。我必须带着大大的箱子，把这些书留在当地。随着不同项目的实施，慢慢的，图书馆越来越多了，学校越来越多了，老师的能力越来越强了。幸运的是，有许许多多人在全国推广着阅读。

国家不会一夜之间改变。我们国家才独立建国两百年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新一代的年轻人可以上学了，他们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一点一点的，我经历了变革。

我觉得有件事情让我跟很多其他的阅读推广人有所不同，那就是我非常仔细地记录了我在各个社区所做的工作。我记录旅行日志，我拍了很多照片，这些我都做了有序的存档。这些材料成为了讲座，能够促进进一步的思考。我不喜欢不为阅读推广的行动留下一点痕迹。

国际儿童读物联盟（IBBY）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正式咨商关系的非营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，由叶拉·莱普曼女士于1953年创立，如今由全世界80个国家分会组成，有“小联合国”之称，是致力于把全世界图书和儿童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网络。IBBY的宗旨是通过高品质童书促进国际理解，维护世界和平。IBBY于1956年设立的国际安徒生奖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，有“小诺贝尔奖”之称。近年来IBBY一直在推动全球了解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，也为中外创作者和阅读推广人架设了一座相互了解，相互合作，共同发展的桥梁。

爱阅公益基金会以“让每一个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，成为终身阅读者”为使命，以“高品质儿童阅读推动美好未来”为愿景，致力于推动儿童阅读的发展及儿童阅读品质的提升,让每一个孩子通过高品质阅读打开探索世界的大门，享受阅读的乐趣，成长为终身阅读者。爱阅公益从多个层面推动儿童阅读，其设立项目有早期阅读项目“阅芽计划”、书目研制项目、资助儿童阅读推广组织的“阅林计划”等。

爱阅公益基金会与IBBY的使命愿景高度一致，为此，爱阅公益基金会除了资助“IBBY-iRead 爱阅人物奖”奖项的设立，同时资助了IBBY的行政费用，支持IBBY更好地在世界各地架起儿童与高品质图书的桥梁，促进国际理解，维护世界和平。

IBBY-iRead爱阅人物奖两年一届，通过公开、公平的评选，授予全球范围内促进儿童阅读推广和发展的个人。IBBY-iRead 爱阅人物奖关注获奖人工作的可持续性、影响力、公益性、创新性、启发性等多个维度，奖项的设立旨在持续激发和影响全球个人、组织和政府对于儿童阅读事业的关注、支持和投入。

 THE END

图文来源：爱阅公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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